来自 赢咖心境 2019-11-14 00:00 的文章

赢咖:人类尊严的概念提出时间相对较晚,所以

实际上,人类尊严这个概念是极其脆弱的。

Remy Debes 是孟菲斯大学哲学院的副教授,也是《南部哲学杂志》(Southern Journal of Philosophy)的编辑。2017 年,他负责编辑的《尊严的历史》(Dignity: A History)一书正式出版。这套丛书是牛津哲学思想(Oxford Philosophical Concepts)系列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新叙事中心研究项目的成果。戴伯斯的最新专著《尊重和理解》(Respect as Understanding)已经定稿,目前正在准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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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受欢迎的奥地利小报《今日报》(Heute)有一项传统:刊登每年国内第一个出生婴儿的照片。2018 年,第一个出生在维也纳的婴儿是一名叫艾萨尔(Asel)的女孩。她的父母都是穆斯林,因此她一出生就感受到了世人的仇恨和恶意。

“下一个恐怖分子问世!”“将人渣驱逐出境!”“我希望她暴毙而亡!”艾萨尔出生后不久,奥地利社交媒体网站上就涌现出成百上千条恶意评论。奥地利新闻界已经对此习以为常,而整个西方世界更是每天都在目睹这类事件的上演。2013 年至 2015年间,德国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激增 87%,达到二战后的历史最高水平。2009 年至 2012 年间,西班牙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大约是每年 200 件出头。而在 2013 年到 2016 年期间,这一数字飞涨到每年 1100 件以上。据活动观察组织估计,进入 21 世纪之后,波兰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了整整十倍之多。

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之所以呈上升趋势,原因在于西方世界一直因为伊斯兰恐怖主义而感到焦虑。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发现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只是仇恨犯罪众多犯罪动机中的一个而已。于是,原本的想法就再也站不住脚了。整个欧洲范围内,反犹主义犯罪数量显著提升,即便是一些更为包容的国家也未能幸免。在英国,2018 年的反犹主义犯罪数量较 2017 年提升了 34%,创下历史新高。2016 年到 2017 年间和 2017 年至 2018 年间,法国的反犹主义犯罪数量增长率也突破 20%。

非洲侨民面临的人身安全威胁也在不断增加。意大利极右翼民族主义联盟新力量党(Forza Nuova)的 Facebook 粉丝人员已经超过该国最大的左翼政党,而最近更是有一名男子驾车在马切拉塔城(Macerata)附近游荡,并从车内向黑人移民开枪射击。波兰的民族主义势力法律与公正党(Law and Justice party)在 2015 年上台。据大赦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报道称,一名男子于 2014 年在波兰夜店内遭到多名袭击人员棍棒殴打。袭击人员一边施暴,一边破口大骂道:“死黑鬼!死犹太人!”实际上,本案的受害者其实是叙利亚人。2016 年,6 万名民族主义者在华沙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手中挥舞着写有“纯净血统”(Clean Blood)等口号的标语。

与此同时,英国也笼罩在令人哀叹的仇恨气氛之中。2004 年到 2014 年间,针对波兰人的仇恨犯罪案件数量增长十倍,而且此类事件持续不断登上新闻头条,吸引着公众的目光。今年四月,一名波兰男子在赫尔(Hull)遭到 20 多名男子追逐,此后又被这群暴徒用嵌有钉子的厚木板殴打袭击。案发后,受害者的朋友告诉媒体说:“几乎每天都有类似针对波兰人的袭击事件发生。”11 岁的男孩伊戈尔(Igor)出生在波兰,后来迁居到北爱尔兰自治区。2015 年,他遭到猛烈攻击后身受重伤。伊戈尔被打得遍体鳞伤,前来救援的朋友甚至认不出他。袭击者是一群孩子,有的只有 8 岁。殴打伊戈尔时,他们口中高喊:“你这个波兰废物!滚回波兰去!”

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每天都有仇恨犯罪事件发生。今年,一名女子在芝加哥附近的公园里遭遇白人男子极富攻击性的纠缠和骚扰,原因仅仅是她穿了一件印有波多黎各国旗的衣服。当时,她用 Facebook Live 拍下了整个过程。镜头中的白人男子一边跟在她身后,一边咆哮道:“她什么要穿着那坨屎?你不是美国公民!”这次遇袭事件中,最值得报道的细节莫过于位于现场警察的玩忽职守和无作为。

但是,人们也提出了其他的忧虑和担心。伊利诺伊州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Luis Gutiérrez)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所谓的“特朗普效应”(Trump effect)。特朗普总统的政策激进,语言风格也是冷酷无情。举手投足之间,他“释放出”(古铁雷斯原话)一种对公开表达顽固偏执看法的全新容忍氛围。很多实证研究都证明,这种现象的确存在。还有人表示,不应该将芝加哥女性遇袭事件简单归结为白人至上主义的死灰复燃。他们强调说,如今的美国和欧洲一样,也孕育着一种仇外情绪。一则公众评论说道:“现在的美国和上世纪 30 年代初期的德国没什么两样。事态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恶化的。”此言不虚。

但是,波多黎各总督里卡多·罗塞略(Ricardo Rosselló)对芝加哥女性遇袭事件有着更富哲学气息的看法:“这件事关系到教育、公民权利和基本的人格尊严。”值得指出的是,2017 年才卸任北爱尔兰议会(Northern Ireland Assembly)议员的凯翠欧娜·瑞恩(Caitríona Ruane)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她在回应小男孩伊戈尔遇袭案时说:“无论是源于种族主义、宗派主义还是同性恋恐惧症,所有形式的仇恨犯罪都是错误的……我们一直希望和期盼(来自其他国家的家庭)能活得有尊严,得到当地居民的尊重。”奥地利总统亚历山大·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谈及民众恶意中伤新生儿艾萨尔时表示:“所有人都是自由的,生来享有平等的尊严和权利……欢迎来到奥地利,亲爱的艾萨尔!”

现代西方国家的价值观认为,无论来自于哪里,每个人都应该被视作是平等的人类,享受平等的待遇。奥地利、北爱尔兰和芝加哥发生的事件直接否定了这种价值观。不过,这种价值观也非常微妙。这不仅是因为如今人类尊严似乎受到某种“特朗普效应”的威胁,更是因为西方世界在更大范围内对威权主义者产生了同情。实际上,人类尊严这个概念是极其脆弱的。

尊严有三重宽泛的含义。首先从历史上来看,尊严一直都有端庄、庄重之意,我们常常将用这种端庄形容优雅的礼仪,认为上流人士普遍具备此类素质。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几乎与“庄严高贵”同义。其次,尊严更常见的含义与自尊和正直有关。我们平时说一个人的“尊严感”,或者说“他们践踏了他的尊严”时,指的就是这层含义。最后,人类尊严还有一个更为抽象且更少为人所知的含义:所有人都平等享有的一种与生俱来、自然得到的价值或地位。这层含义体现了尊严的教化内涵,也是令我感兴趣的所在。

这种教化内涵隐含在“人类尊严”的字里行间,而波多黎各总督所提到的“基本”价值正是其体现。“基本”不是“简单”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所谈论问题的价值并不重要。“基本”意味着“根本”。这种价值人人都有,而且人人平等。原因很简单:我们都是人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根本价值有其特殊性。有时候,人类是拥有至高价值生物的观点中体现了这种特殊性。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所著的《安提戈涅》(Antigone)中,合唱团将人类称颂为世间最“奇妙”的事物。水手在惊涛骇浪之间游走,“翻滚的巨浪”随时有可能将其吞没。我们也像水手一样,在危机四伏的自然界中探索生存。但是在现代语境中,尊严的特殊性通常体现在它的不可比较性上:任何一种其他形式的价值都不能替换尊严。展现这种现代理念的文字中,最具影响力的表达莫过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85 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有价格的东西可用其他等价物来替换;另一方面,超越一切价格因而没有等价物的东西具有尊严。


康德相应地提出,我们有明确责任“将他人当作是目的,而永远不能仅仅将其视为手段和工具”。换言之,尊严的特殊价值要求我们用特别的尊重对待他人。因此我们自愿接受束缚,限制自己的行为和言论。

因此,为什么说人类尊严的概念极其脆弱呢?首先,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较晚。任何一份现存的 1215 年《大宪章》(Magna Carta)副本中,都没有体现“人类尊严”这个词。它在此后的 1689 年英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中出现,但却不具有教化内涵。法国大革命期间,人们呼喊的口号并非“自由、平等、尊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译者注)。美国《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用大量炽热的辞藻规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平等和“不可剥夺”权利, 但却对人类尊严只字未提。当然,美国宪法亦是如此。

前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主导了《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图片来自 Virginia Humanities

在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历史文件中,你找不到任何讲述人类尊严的话语。同样,人类尊严的概念也未在十九世纪废奴主义者热情洋溢的演讲、宣传册和报刊社论中有任何体现。另外,废奴主义者也几乎不会谈论选举权。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苏珊·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简·奥斯汀(Jane Austen)、哈莉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这些人从未将人类尊严经常挂在嘴边,提到这个概念教化内涵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实际上,至少在 1850 年之前,英语中的“尊严”一词还没有“人类自然得到的价值或地位”这样的意思。而到了二十世纪初,“尊严”的含义才刚刚开始与今天类似。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颁布时,联合国使用人类尊严这个术语维护宣言的合理性。这成为了人类尊严概念发展的转折点。纵观古今,我们探讨人类尊严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中却存在一些引人入胜的例外,不过它们并没有加快人类尊严概念的整体形成过程。在康德的德语著作中,他所提到的“Würde”一词的确表示“尊严”的意思,即便是最早帮他翻译作品的人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康德提出的道德哲学思想却没能迅速得到全世界的关注,光是得到德语世界之外其他国家的认同就花了很长时间。1790 年前后,他曾在英国风靡一时,但引起英国人关注的并不是道德哲学思想。到了 18 世纪末,英国人对康德的热情渐渐消散。1820 年前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再度对康德兴趣大增。然而,吸引人们眼球的依旧不是道德哲学思想。实际上。《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直到 1836 年才由专业人士翻译成英语。即便如此,人们还是很难读到经过专业翻译后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1869 年,出版商发行了修订版,此后这本书才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

或许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康德的前辈,法国博学家、著名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1751-1766)主编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狄德罗一直在研究人类价值的相关概念,在他看来,人类基本的道德地位是每个个体权利的保障。但是,基本道德地位也让我们背负起学会尊重他人道德地位和权利的责任。狄德罗表示,这是因为,一个人基本道德地位可以通过在社区参与社交活动而实现:

公共意志(general will)决定一切义务的范畴。你拥有最为神圣的自然权利,可以从事一切不为整个人类抵触反对的事情……告诉自己:“我是一个人,除了与人性有关的权利之外,我没有其他真正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在《百科全书》的同一篇文章中,狄德罗在解释所讨论共同地位时甚至没有使用“humanité”(意思是人性——译者注),而是使用了“dignité”(意思是尊严——译者注)。但是,狄德罗的道德哲学理念和写作用词从来没能引领思想潮流。直到今天,他依旧是一个名气不太大的历史人物。

狄德罗其实是吸收借鉴了 17 世纪德国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的思想。普芬道夫曾经写道:“每次互动时,我们都相互假定对方的基本道德地位。交换想法时,我们便在暗中对对方的基本道德地位进行了一次假设。这是因为每当我们直接与他人互动时——比如告诉对方‘你必须让我说话’——我们已经将他视为负有责任和义务的个体。也就是说,我们将他人视为能对自己负责任的个体。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和别人交流呢?”此外普芬道夫和狄德罗一样,也在 1672 年出版的《自然法与国际法》(Law of Nature and Nations)中用“尊严”一词将全部理念整合在一起:

“在他看来,人类这个称呼中似乎体现出几分尊严的内涵。于是当我们面对无理之人的傲慢自大时,通常情况下最有效、最终极的回应便是:我不是一条狗,而是一个人,和你一样的人。所有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任何群体至少都应该将他人视作与自己受到同样尊重的个体,是与自己有着共同的本性的社会活动参与者。如果一个社会做不到这一点,便不会有人愿意或者能够愉快地融入其中。因此,在人类对彼此承担的各种责任之中,排名第二的便是尊重。每个人都要尊重他人,认识到所有人生而平等,都有着相同的本质。”

普芬道夫的文字令人感动。但人们并未从他的思想中总结出特定的术语,也没有重视他要表达的意思。到了 18 世纪晚期,普芬道夫基本上已经淡出世人的视野。

尊严的发展历史真的这么短暂吗?对成功标准的定义不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就不同。如果想要清楚地追溯如今“尊严”一词所蕴含内涵的历史渊源,我们一定会失望而归。不过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尤其是源自于基督教传统的问题——还有很多。

大约 1950 年之后,人们对文艺复兴时代作家乔瓦尼·皮克·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以及他在 1486 年写成的长篇演讲稿《论人的尊严》(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兴趣渐浓。等到 20 世纪末期,米兰多拉和他的《论人的尊严》已然经常出现在各类历史课本中,享受着后世无尽的赞美和歌颂。如今,大部分谈及人类尊严的基督教神学作品都会称赞米兰多拉在尊严研究领域表现出来的天赋。但是中古史学家布莱恩·卡朋哈弗(Brian Copenhaver)最近提出,这是一件极具讽刺意味的事情。首先,《论人的尊严》在当年备受世人唾弃,米兰多拉在 15、16 和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甚至连《论人的尊严》这个名字都是后人替米兰多拉起的。更重要的是,米兰多拉的演讲稿并没有从教化角度讨论尊严。整篇文章中,他只在两个地方用了拉丁语词汇“dignitas ”(意思为尊严——译注)。卡朋哈弗说:“米兰多拉两次使用 dignitas 一词,但没有一次说的是人的尊严,只不过后人理解时强行为其增加了内涵。”相反,米兰多拉其实是用 dignitas 表示天使的位阶。这样理解才合情合理,因为米兰多拉演讲的目的就是表明人类必须逃离自己的躯壳,最终化身为天使。这和我们理解中基本人类尊重的教化内涵完全不同。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错误认知流传甚广:认为我们理解中人类尊严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教义之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因此更多时候人类尊严也就是上帝形象的化身。从古典时代晚期到中世纪,西方国家中涌现出大量探讨这个问题的早期基督教作品。其中,很多作品研究了各式各样生物和事物的“尊严”。但是,它们却没有分析人的基本价值。学者邦妮·肯特(Bonnie Kent)最近表示:“每个人都具备基本价值,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是人,或者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形象创造的产物。”但是,肯特发现事实恰恰相反:“当创世纪的故事传入讲拉丁语的罗马帝国西部时,人们只记住了它意味着人类罪孽和救赎的开端。上帝造人的故事的基础是一个假设——人性易变。”换言之,“人类的堕落极大程度上导致人性畸形,因此需要按照基督的形象进行重塑。”

除了历史较短之外,导致人类尊严概念极其脆弱的原因还有其他:它的出现引发人们从存在主义角度对其开展一场特殊的挑战。要想理解这场挑战,我们首先要看一个现象:历史相对较短的人类尊严概念在如今却得到社会的普遍接受。具有教化内涵的尊严概念是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基石,完全可以与平等和自由等其他基本理念比肩。从《世界人权宣言》、1949 年实施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Basic Law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又称《波恩宪法》——译注)、1975 年通过的《赫尔辛基协定》(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2000 年颁布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到葡萄牙和南非等现代国家的宪法,所有文件中的“人类尊严”都可以理解为人权的基础。法院判决时,法官们对人类尊严也有着相似的理解。人道主义组织经常在自己的目标宣言中提及人类尊严。世界上受压迫的人民也高声呼喊,要求保障自己的尊严。

可是,人类尊严的理念却依旧因为虚伪和伪善的存在而备受困扰。归根结底,最为暴力的镇压活动既是西方社会思潮的演化起源,也伴随着西方社会思潮一同发展。200 年来,我们怀着兴奋的愿景而努力奋斗,希望所有人都能享受自由和公正。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迎来的却是种族灭绝屠杀、奴役、优生学、殖民运动、种族隔离、大规模监禁、种族歧视、性别歧视、阶级歧视以及斗殴、强奸、痛苦和谋杀。这样的结局超越我们的想象力,令人倍感震惊。

面对内心的震惊和世间的虚伪,我们的主要应对方式一直是给自己讲故事——一个关于发展进步的故事。这个故事由许多篇章组成,存在多个不同的版本,最常采用的欺骗手法就是将“真正”的虚伪推卸给历史:“我们的祖先犯下巨大错误。他们一边鼓吹诸如平等和人类尊严这样的理念,一边做出推行奴隶制和剥夺女性投票权这类举动。但是,如今我们认识到祖先的虚伪。虽然令人遗憾的现象还时有存在,但今天的世界与以往那个充满错误的世界截然不同。”占社会主流的美国白人群体中对这套说辞尤其认可。

2016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Baton Rouge)爆发游行示威,抗议警察枪杀非裔男子 Alton Sterling。两名身穿盔甲的警察逮捕一名年轻女性示威者。图片版权:视觉中国

芝加哥、奥地利和北爱尔兰发生的仇恨犯罪让我们(或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重新审视这套说辞。仇恨犯罪越来越多,迫使我们不断反思。当然,学会反思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但是,如今的集体反思不是我想要讨论的存在主义挑战。我想要分析的是一种更为微妙、潜在不稳定因素更多的挑战。

理想的人类尊严与西方世界激增的顽固偏执情绪和仇恨犯罪案件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反思这一问题时,我们倾向于提醒自己即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如果说为了强调人类尊严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可以说我们倾向于提醒自己即将“沦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反思方式很受欢迎,原因在于它能让我们对当今社会的阴暗面视而不见。实际上,我们最终还是不肯承认,社会思潮中的伪善可能压根就从未消失。“变成”和“沦为”这样的用词表明,我们曾经生活在一个能够真诚地尊重彼此人格尊严的时代。错误的反思方式给我们带来存在主义的挑战:特朗普也好,其他政治理论家和极端主义者也罢,他们都在给社会施加负面影响——让我们不断远离承认和歌颂人类尊严的社会思潮。然而,这些人不是导致社会思想堕落的根源,而是更像引发社会倒退的催化剂。

大量实例可以为我的观点提供佐证,其他人也在不同环境下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但是,美国的种族差异才是最能证明我观点的范例。

首先,早在特朗普当选总体之前,美国白人和有色人种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就持续不断拉大。实际上,这种现象自大萧条之后就一直存在。Prosperity Now 组织和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在 2017 年完成的一份大型报告表明,1983 年至 2013 年间,黑人和拉丁裔家庭财产的中位数分别下降了 75% 和 50%。数据显示,黑人家庭的财产中位数只有 1700 美元,而拉丁裔家庭的财产中位数只有 2000 美元。与此同时,白人家庭的财产中位数却一路攀升到 11.68 万美元。

2012 年,17 岁黑人男孩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罗里达州被警察射杀。次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爆发。当时,特朗普根本还没登上政治舞台。此后类似的骚乱事件又多次发生:纽约市警察锁喉动作导致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身亡,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黑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警察当街射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 12 岁黑人少年塔米尔·莱斯(Tamir Rice)被警察射杀……这些事件发生时,特朗普也只是刚刚考虑踏入政坛。更直白地说,种族差异一直以来都是严重破坏美国社会治安的罪魁祸首之一。

同样遭到逮捕时,黑人嫌疑犯被判有罪的几率是白人嫌疑犯的 6 倍之多。犯下相同罪行时,黑人嫌疑犯的刑期比白人嫌疑犯多出 20%。密歇根大学一份 2014 年的研究发现,犯下同样罪行时,黑人嫌疑犯面临有着强制性最低刑期指控的可能性比白人嫌疑犯高 75%。过去 40 年里,罪犯的被判服刑的时间增长了 5 倍(最显著的增长出现在 1980 年到 2010 年间)。结合上述所有数据,我们能得出一个最终结论:2017 年的任何一天里,全美都有八分之一的黑人在监狱里服刑(前提是他没有被警察直接射杀)。《美国公共卫生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在 2002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因为执法机关的介入,黑人的死亡率远高于白人:1970 年至 1988 年间,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 4.7 倍;1988 年至 1997 年间,黑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 3.2 倍。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在 2015 年发表的论文显示,1960 年至 2010 年间,黑人在警察干预时的死亡率一直至少是白人的 2.5 倍。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这些黑锅甩给如今执政的政客们。

正本清源,我想要说的不是我们应该收回对特朗普,或者其他践踏人类尊严之人的批评和指责。我要说的是,如果想真诚地直面西方社会思潮中的虚伪,我们就必须坚决抵制用历史和现在当替罪羊的诱惑。我们不能忘记,没有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没有今天的世界。过往的世界也是我们一点一点亲手打造出来的。我们真的是自己口中所说的那样子吗?同样,这也不是人类尊严面临的存在主义挑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究竟有没有真的曾经做到自己口中所说的样子?

针对这个问题,我有两种回答方式。首先,我们可以探讨尊严的概念是否在与“尊严”这个词产生联系前就已经有了独立的生命。初看之下,我们似乎立即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我在前文用了很多别的词汇——权利、价值、地位、人性——它们都让我们有可能在不依靠“尊严”这个词的前提下追溯尊严概念中隐藏的教化内涵。我们不能期待找到清晰的答案,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就是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来看,它没有直白地使用“尊严”这个术语。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似乎是在讨论人类尊严。

其次,即便人类尊严的概念比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任何问题都还要脆弱,我们还是要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人类尊严的概念仍然具有可塑性,因此我们可以开展理性辩论和开发。换言之,也许我们仍然有可能掌控什么才是基本道德地位,基本道德地位有什么要求,以及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身份决定了我们拥有基本道德地位。诚然,这种思维模式可能引发危险。一旦我们开始思考上述三个问题,就面临着承担区分谁(或者什么)“真正”拥有尊严以及谁(或者什么)并不拥有尊严的风险。但话又说回来,我们终归是要学会区分。仅仅认识到人类尊严并不能让我们免受苦恼和压抑的困扰。因此,也许我们还要更加谦卑。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对人类尊严知之甚少,也许就能做得更好。也许我们能发现新的思路,不只在概念领域有所突破,更在实践领域取得进展。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 Heather Mount on Unsplash;长题图来自 Jon Tyson on Unsplash